[ 李飛 ]——(2008-10-16) / 已閱18273次
誠然，《律師法》的這些修改，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理論和實務成果在立法上的反映，是有所進步，但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進步，不能從根本上彌補我國辯護制度的結構性缺陷。當然這不是《律師法》的主要任務，但表明了立法層面對“刑辯難”問題的關注和試圖解決的信號，讓人們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充滿期待。
在解決《律師法》和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沖突問題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政協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第1524號（政治法律類137號）提案的答復”中說：“依照《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在不與其基本原則相抵觸的情況下，可以進行修改和補充。新修訂的《律師法》總結實踐經驗，對《刑事訴訟法》有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執業權利的有些具體問題作了補充完善，實際上是以新的法律規定修改了《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對此，應按修訂后的《律師法》規定執行。”
這一答復無疑肯定了《律師法》的立法精神，即需要擴大律師的權利。然而如何對律師擴權？擴多大的權？擴些什么權？如何保障其權利的行使？等這些問題需要放在整個刑事訴訟結構中通盤、全局考慮才能很好地解決。為此，我更期待的是《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能解決我國辯護制度的結構性缺陷問題，從而在大的構建方面確立起我國的刑事訴訟模式，為以后在制度上的完善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和有所作為的平臺。
三、刑事辯護制度的完善必先轉變觀念
律師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是泊來品，時至今日，它與有著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傳統的中國社會并沒有達到和諧的程度，盡管我們現在喊嚷著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然而“公權大于私權”、“權大于法”的觀念仍然深深影響著人們。上至當權下至普通百姓無不對律師存在偏見和誤解，特別是對于辯護律師，更是極端的認為“律師是替壞人說話、幫惡人開脫罪責”，公檢法是正義的化身，而律師卻是邪惡的代言人。這其實是對刑事辯護存在的正當性的無知、誤解或有意歪曲。理論上，一般認為刑事辯護存在的正當性，最重要的根據是其價值論上的根據。
辯護權是一項基本人權，保障辯護權就是保障人權，辯護制度存在的價值就在于保障人權和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濫用，這就是刑事辯護正當性的價值論基礎。
西方學者認為，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被追訴人，而是國家。因為，在一個和平的社會中，國家權力的暴力性最經常和最容易發作的地方就是刑事訴訟，它可以合法地剝奪公民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任何個人都是弱者，一旦弱者的正當權利不到保障，不但是對弱者造成的傷害不可逆轉，而且更重要的是將導致公權力的濫用，成為壓制公民的合法手段，那么民主與法治的大堤將由此崩塌。因此，刑事法律首先要遏制的是國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通過罪刑法定來防止國家刑罰權的任意發動；二是建立刑事辯護制度，賦予個人對抗國家權力的法律手段，保障被追訴人的人權免受國家刑罰權的恣意侵害，促使國家刑罰權的正確行使。刑事辯護的正當性就在于：限制權力不等抵制權力，保障人權不等于放縱犯罪。
因此，律師的辯護行為雖然表面上是直接上體現為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但其結果卻維護的是整個公平正義的法律體系。培根在《論司法》中所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的違法行為更嚴重。因為這些違法行為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可見相對公民的犯罪行為，不公正的國家司法行為的危害更大。刑事辯護無疑是防止水源污染的制度之一。在我國，辯護權是一項明文規定的憲法權利，這無疑也是刑事辯護正當性的一個注腳。
另外，公、檢、法、律都屬于法律職業群體，只是各自分工不同。有人將他們比喻為司法體系的四個車輪，缺了哪一個都不行。
筆者認為：觀念的轉變非常重要，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上的結構性缺陷，無非是陳舊、偏狹的觀念在立法上的體現。因此，不光是立法者及公、檢、法，而且還包括律師本身都應當對辯護制度樹立正確的觀念。“不放過一個壞人”必須建立在“不冤枉一個好人”的基礎上，“打擊犯罪”的最終目的仍是“保障人權”，無人權保障的打擊犯罪，無疑是本末倒置，其結果只能是權力恣意放縱，法律也將成為排斥異己，壓制民主的工具。孟德斯鳩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這正是刑事辯護制度作一項保障人權、抗制國家權力的民主制度而存在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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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 北京市漢卓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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