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龍(浙江) ]——(2005-1-8) / 已閱44120次
[29]“交易”這個概念在正統經濟學中早己存在，但是一個應用范圍相當窄的概念。康芒斯則將“交易”概念和正統經濟學中巳被一般化的“生產”概念相對應。按照他的劃分，“生產”活動是人對自然的活動，“交易”活動是人與人之間的活動，這兩種活動共同構成了人的全部經濟活動。這種“交易”活動被康芒斯視為“制度”的基本單位，也就是說，“制度”的實際運轉是由無數次“交易”構成的，“交易”因而就成為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單位。康芒斯將“交易”分為三種基本類型：A.買賣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間的交換關系；B.管理的交易——即上下級之間的命令和服從關系；C.限額的交易——主要指政府對個人的關系。這三種交易類型覆蓋了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詳見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冊）商務印書館，1991版，第74-86頁）這種對“交易”概念的拓展理解有力的啟發了之后的科斯、諾斯、等人的新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以威克塞爾(Wicksell)為先驅，以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為主力的憲政經濟學（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30] 季衛東：《秩序的正統性問題——再論法治與民主的關系》（浙江大學演講稿）， http://www.law-thinker.com（法律思想網之季衛東文集）
[31] 較為著名的爭論文章有：郝鐵川：《論良性違憲》，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童之偉：《“良性違憲”不宜肯定》，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郝鐵川：《社會變革與成文法的局限性》，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上海《法學》雜志在1997年第5期特別刊登了相關的幾篇爭論文章，包括童之偉：《憲法實施靈活性的底線——再與郝鐵川先生商椎》，郝鐵川：《溫柔的抵抗——關于“良性違憲”的幾點說明》，韓大元：《社會變革與憲法的社會適應性——評郝、童兩先生關于“良性違憲”的爭論》，阮露魯：《立憲理念與“良性違憲”之合理性——評郝、童兩先生關于“良性違憲”的爭論》。
[32] 程序的功能主要有通過“分化”和“獨立”來“限制恣意”；通過符合職業主義的結構、公開的形式、根據證據資料自由對話的條件和氛圍、因預期結果的不確定性和實際結果的拘束力調動起來的程序參加者的積極性來保證“選擇合乎理性”；通過其具有的操作過去的可能性和作為過去與未來之間紐帶的功能來達到“作繭自縛”的效果；通過交涉過程的制度化實現議論、決定過程的反思性整合。參見季衛東：《法治秩序的建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編中《法律程序的意義—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另一種思考》一文，特別是第15—22頁。其他關于程序問題的經典論述還可以參見[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200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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