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偉林 ]——(2004-12-1) / 已閱18638次
機動車：“非道路”肇事應同路上肇事一樣統一定罪和量刑
作者：夏偉林 滑力加
當某人駕駛機動車在城區、公路等道路上行駛時，如果發生因自己的過失致人死亡的事故，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就構成了交通肇事罪。依照《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造成死亡一人或重傷三人以上的；或重傷一人以上，情節惡劣，或后果嚴重的；或造成公私財產直接損失的數額，起點在三萬元至六萬元之間的；其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只有當出現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才能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則要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對于以上處罰的規定，相信不光是每一個機動車駕駛員、法律工作者清楚，就是一般老百姓也懂得一點。
人們不僅知道這些，而且也大多知道：因為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只要情節不是太嚴重，能夠積極賠償當事人經濟損失或其他損失，法院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判處其實體刑，而是判處緩刑的。
但如果這事故不是發生在上述道路上，而是發生在居民區內、機關大院、鄉村大道、小路上等“非道路上”，依照有關法規解釋，其罪名就變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對于這一定性，恐怕一般人就不太了解了。
而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的規定：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一規定來源于2000年11月2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八條。
該條是這樣規定的：“在實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內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辦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圍外，駕駛機動車輛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傷亡或者致使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分別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等規定定罪處罰。”
這三條分別是重大責任事故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
經過多年的司法實踐，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有不妥之處，尤其是把發生在“非道路上”的機動車肇事案件定性為過失致人死亡罪更是值得探討。
筆者先舉一個真實案例，然后進行分析。
2003年8月19日，呼和浩特市某村一杜姓農民無照駕駛一輛裝滿石頭的四輪車，在某村路上，因躲避對面來車，將一村民撞死。2004年1月，某人民法院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杜某有期徒刑四年。
杜某之所以被判處四年刑，主要是因為過失致人死亡的最低法定刑是三年。況且杜某系一外地來呼替人打工的農民，根本不具備賠償的能力，因而杜也就不可能具備從輕處罰的條件。這樣法院的判決也就無可非議，并且是有法可依的。
但，杜某如果不是在鄉村道路上，而是在城區等道路上發生同樣事故，其罪名只能是定交通肇事罪。而以此罪量刑，同樣原因和情節，杜某最重也只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可現在就因為杜某事出在村里的道路上，又因為賠償不起當事人的經濟損失，其結果就是起碼要比定交通肇事罪的人多服一年刑。
那么同樣是駕駛機動車，同樣是違反道路交通規則——無照駕駛。僅僅因為肇事的地點不同，罪名不但改變了，而且量刑也重了。這能說是公正嗎？
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一種行為、兩種定性、多種量刑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法司法解釋的瑕疵。
首先，該《解釋》首先就同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相悖。我國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就是罪行相適應原則。《刑法》第五條明文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顯然，杜某在鄉村道路上因過失原因撞死一人的行為，其罪過不應該大于在城區道路因同樣原因撞死一人的罪過。起碼其量刑不應當超過交通肇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三年。
其次，該《解釋》將在“非道路”上發生的機動車肇事排斥在交通肇事罪之外，不符合我國刑法理論上的犯罪構成說及我國刑法對犯罪的分類。
依照我國刑法分類，交通肇事罪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疇之內，其侵犯的同類客體是公共安全。直接客體是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過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同類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直接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
而從大量的司法實踐看，機動車肇事不管是在城區還是在其他“非道路”上，絕大多數是由于駕駛員違反道路交通法規造成的。如本文中，杜某就是無照駕駛。而無照駕駛違反的不正是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嗎？
第三，在我國，除軍隊、武裝警察和拖拉機駕駛員由相關部門管外，其余的都是由公安交管部門統一管理。難道一名駕駛員駕駛一輛機動車行駛在公路上就由交警管，到了鄉鎮，交警就管不了嗎？再說吊扣駕照也是交警的職權。
第四，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鄉差距的縮小，尤其是在很多地區，已經是村村通公路了。還有就是我國高速公路的建設正在飛速發展建設。但在建路時，不少地方的車輛需要借道或繞道行駛，其中難免要占用鄉村道路。還有是當一些公路被自然災害破壞時，如洪水、泥石流等，在搶修道路時，機動車輛脫離公路干道的情況更是常見。機動車駕駛員在“非道路”上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也相應增多。這種“一種行為，兩種定性”就更顯露出其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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