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建宗 ]——(2000-10-25) / 已閱8407次
守規矩與行法治
姚建宗
不依規矩便無以成方圓。
這道理淺顯之極，故自古流傳至今，無人公開表示懷疑，的確也不容懷疑。因為現實生活中的人們若都不守規矩、不遵守起碼的生活規則，那么很顯然，這生活必定是亂七八糟地糾纏成一團，沒法兒過，構成生活的基本環節的游戲也玩不下去，大家只好散伙，把自己交給大自然，任由自然淘汰規律把每一個人馴服。這樣，人也就回到了非人的動物種群之中，除了生存之本能，也就沒有了更進一步屬于人的東西，比如"生活"，比如"游戲"。所以，過人的"生活"，玩人的"游戲"，其前提應當是"守規矩"--遵守最起碼的社會行為規則。
然而，究竟該"誰"守規矩或者說究竟該"誰"來遵守社會規則？這可就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認識和不同的回答了。還是以足球這項游戲為例。1999年上半年，大連萬達足球俱樂部參加甲A聯賽戰績不佳，為擺脫困境，千方百計把從大連萬達俱樂部轉會至英國足球甲級俱樂部水晶宮隊的孫繼海買回來，并立即參加了甲A聯賽大連萬達隊對深圳平安隊的比賽。后來，由于深圳平安俱樂部戰績不佳，面臨降級危險，于是向中國足協提出了對孫繼海轉會及在與深圳平安俱樂部隊的比賽中的上場資格的合法性的質疑。因為中國足協曾明確地將孫繼海的轉會日以文件形式定于1999年8月1日，即孫繼海只有在1999年8月1日以后才具有合法的在中國足球職業聯賽中上場比賽的資格。在深圳平安俱樂部的一再追問之下，狼狽不堪的中國足協官員實在無法應付，便極其熟練地耍起了無賴：我說孫繼海參加1999年7月29日與深圳平安隊的比賽具有合法資格，就是具有合法資格，不容懷疑！當然，盡管當時深圳平安足球俱樂部理直氣壯地準備將此事辯個清楚明白，理個是非曲直，然而，隨著其逐漸擺脫降級危險，此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繼而不了了之了。
作為球迷，我感到憤怒；作為法學者，我感到悲哀。因為在這里，足球這項游戲的規則被踐踏了，它真的被"玩"它的人給"玩"了；也恰好是在這里，我看到了"法治"被"玩"的全過程。而極為嚴重的是這并非幻像而是事實。足球是一項具有世界影響的游戲，其魅力在于，游戲各方在遵守共同的規則的基礎上盡顯其力量、智慧、技巧和韻律節奏，給人以美的享受。所以，它要求足球運動員要守規矩，即遵守競技規則、尊重對方、尊重裁判、尊重觀眾等；它也要求參與游戲的集體即每一個俱樂部、每一個球隊也同樣要遵守競技規則、尊重對方、尊重裁判、尊重觀眾；而更為重要的是，它特別要求組織開展這項游戲活動的管理機構即足球協會，率先垂范，尊重并嚴格遵守游戲規則，唯其如此，足球才能真正健康發展，才能真正成為游戲。"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假若作為中國足球管理機關的中國足協都不自覺尊重和遵守規則，它有什么資格來組織開展這項游戲活動？又有何資格要求各級俱樂部或者球隊甚至球員按照游戲規則來進行游戲？既如此，則足球這項游戲還能"健康"發展并吸引眾人參與嗎？假如不是懷著賭博的心態，那么我們有理由深表懷疑。
由此想到了法治。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有言，法治者，社會既有良法且社會活動主體又能普遍守法也。普遍守法，當然是就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主體而言的，并無例外。詳言之，一社會施行法治，在具備"良法"的同時，單個的個人、集體的個人即社會團體和組織，以及國家或者政府都必須自覺地尊重作為社會生活之規矩的"良法"并嚴格地遵守這"良法"。否則，絕無法治。而在其中，國家或者政府及其官員尊重和遵守"良法"或者守規矩，對于法治之有無、法治之存廢，意義尤其重大。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羅隆基先生在《什么是法治》一文中就明確地提出："國家有了形式上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這不算法治。是一個國家，姑不論他野蠻退化，他的執政者橫暴專制到什么地步，他總有幾條法律。國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這不算法治；愈在橫暴專制的國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法治的真義，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舉一動，以法為準的，不憑執政者意氣上的成見為準則。"由此看來，問題似乎比較簡單了。看中國是否行法治，以及法治程度如何，只須看政府及其官員是否守規矩（法）以及如何守規矩（法）。
因為，不依規矩便無以成方圓，政府及其官員不守規矩（法）便當然無以行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