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9-19) / 已閱8000次
不能讓被害人“第二次被害”
――科比逃脫法網的啟示
楊濤
前幾天，為審美國NBA球星的科比，陪審團的遴選工作還在大張旗鼓地進行。但形勢很快出人意外地急轉而下，《新京報》9月3日報道，本案的主審法官特里•拉克里戈爾突然宣布，由于女原告不愿在正式庭審階段出庭作證，性侵犯證據不足，科比的強奸案已經被取消。
消息一出來，許多評論者認為，這是“金錢的魅力”讓科比能聘請最好的律師，能給原告施加最大的壓力，從而讓其逃脫法網，我并不想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還應當注意到的是引發女原告撤訴的直接起因是一份對女原告合法權益“極端有害”的文件被法院工作人員“不小心”傳到各大媒體的手中，科比的律師團也公布了她的名字，而媒體也進行了大肆宣揚，這些都對女原告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她甚至因此受到死亡威脅，而這些精神上的傷害和難以承受的壓力，她最終決定不再出庭作證。法庭的失誤和媒體的“逐獵”行為最終成全了科比逃脫法網。
大多數的被害人相對于被告人來說，都是社會的弱者，他們受到被告人的侵害已經是不得已的事情，因而，在對被告人的審理中，無論是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還是媒體都要遵守為被害人隱私保密的底線，避免被害人因為在案件的審理中隱私被透露而受到來自被告的威脅和公眾的歧視，遭受“第二次被害”。防止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不僅保護了被害人的人權，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審理，避免被告人逃脫法網。這就要求司法人員不僅要把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作為主要目標，也要把在訴訟進程中周全地對被害人進行保護作為一個目標；媒體在進行案件報道時，不僅是要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也負有要對被害人的隱私保密的義務。在美國這樣一個號稱是法治發達的國度，科比案出現這種“戲劇性”的結局，無疑給他們的司法和社會制度打了一記重重的耳光。
如果科比案發生在中國，科比恐怕不能因為被害人的撤訴而逃脫法網。因為，在我國強奸案是公訴案件，對被告人刑事責任的追究，不以被害人的意愿為轉移。但是，在對案件的訴訟中，司法機關和媒體對于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 恐怕不在美國之下。在傳統的訴訟觀念中，司法機關把被害人只是當作為保證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工具，而不注重對被害人的心理感受及隱私的保密，被害人因為司法不當行為遭受“第二次被害”的現象時有耳聞。媒體在向市場化邁進過程中，進行輿論監督的成效是有目共睹，越來越發揮“第四權力”的作用，但我們也要看到市場化運作下的媒體，其逐利性決定了其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能進行正當的輿論監督，另一方面它可能為“吸引眼球”不惜做出侵權之舉，近年來媒體在案件報道中涉嫌侵權的案例也不在少數，被害人的“第二次被害”有些是媒體的行為直接產生，一些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擴大。
在案件的訴訟中，注重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避免來自司法和媒體的行為給被害人帶來“第二次被害”，也許是科比案給我們帶來的一個重要的啟示。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郵編：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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