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杰科(譯) ]——(2004-8-4) / 已閱57358次
考慮上面討論的兩種情況：
1、可以有沒有犯罪心理的犯罪行為，后來才有犯罪心理。設想一個與上面的Brian例不同的例子。Fred從架子上拿走了Penelope的傘，認為是他自己的，后來他認識到他的錯誤但決定留下傘。法律對這種情形可能允許定罪。首先，法律可能視第一個行為是持續行為。它可以被認為是Fred正持續占有Penelope的傘，因此當有犯罪心理時還在繼續實施偷盜的犯罪行為。一個這樣的例子是Fagan案，被告人將車壓在警察腳上的行為被視為正在進行的犯罪行為并且一旦有犯罪心理（他認識到汽車壓著腳）犯罪就完成。第二個方法是法律可以通過看到后一時刻有犯罪心理以及考慮是否可能有不作為責任來處理這種情況。Miller案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分析（見第3章3）。睡著時有犯罪行為但沒有犯罪心理。但是醒后看到火后那么就有了犯罪心理。通過說他未滅火是犯罪行為，上議院就能夠巧妙地解決了犯罪行為與犯罪心理明顯分離的問題。在Fred情況中可以說他意識到傘不是他的時，他就有義務還傘。他沒有這樣做就是不作為而因為他有義務作為，所以不作為就構成犯罪行為。
2、有時即使有犯罪心理而沒有犯罪行為但后來有犯罪行為也可能判被告人有罪。一個例子是Church案，在該案中被告人懷有謀殺的犯罪心理攻擊一個婦女。他認為他已殺了她但事實上他僅打傷了她。他把“尸體”扔到了河里并且被害人被淹死。再次，法律用兩個方法處理這一問題。第一個方法是發展一種特殊理論。上訴法院在Church案中認為如果“陪審團認為上訴人的行為從其第一次攻擊時至將被害人扔到河里是引起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一系列行為”那么上訴人就有罪。運用這一標準的難點在于正確地決定什么構成“一系列行為”。清楚的是如果有計劃但被告人對其在計劃內何時殺死了被告人有錯誤認識，那么他們仍有罪（Thabo Meli案）。但是，該理論同樣適用于沒有預謀計劃的情況，如Church案本身所顯示的。
在Le Brun案中被告人和他的妻子在街上爭吵。他想讓她和他一起回家而她不想回去。他打了她而她昏倒。然后為了能把她搬進房子里他試圖抱起她。后來被告人掉下了他妻子，她的頭部撞到了人行道上。這樣撞死了她。雖然他掉下他的妻子是意外，但是他在打她時有犯罪心理。上訴法院認為，雖然它們不構成預謀計劃，但這些行為形成了“獨立的事務”，因此他犯了過失殺人罪。他們的推理似乎是為了把他妻子搬進房間而抱起她的行為可能掩蓋了他的罪行。一般認為如果抱起她去醫院那么結果就會不同，因為這樣他被視為試圖消除先前的危害而不是加重它。如果情況真實這樣，那么犯罪行為與有犯罪心理的行為可以沒有聯系并且他就沒有過失殺人的罪責。
上訴法院在Le Brun案中運用的另一觀點在于試圖對這種情況運用因果關系規則。可以說被告人先前打他妻子的行為使他去抱她，從而引起她的死亡。那么抱起她的行為不被視為打破因果關系鏈（見第5章）。
4-8 “一致性原則”
可能認為犯罪行為與犯罪心理之間應該有一致性，即犯罪心理應該是有關犯罪行為的心理狀態。例如，謀殺罪的犯罪心理是意圖殺害；就嚴重傷害身體罪而言被告人想要或預見嚴重的身體傷害。但是，這一原則不是法律的組成部分并且犯罪心理可以包括比構成犯罪行為的危害低一級的危害。例如，謀殺罪的犯罪心理包括意圖嚴重傷害身體。同樣地，有些犯罪要求“進一步的意圖”，即實施行為的目的是在將來用其他行為引起危害。例如，如我們所知的，夜盜罪包括侵害人意圖實施其他犯罪的進入。
因此犯罪心理不必然與犯罪行為一致，雖然通常是一致的。在一些犯罪中可能意圖或預見比包括在犯罪行為內的危害輕的危害就足夠了；而另外一些則要求意圖或預見比犯罪行為更大的危害。
有些評論者認為“一致性原則”（犯罪心理與犯罪行為一致）應是法律向往的理想。其他人不同意，認為如果被告人實施其預見會引起危害的行為，那么他應為他的行為引起的任何危害負責；結果不是“壞運”因為他“制造了自己的壞運”。他應為他的行為結果負責。由于他以其知道可能危害他人的方式行為所以就喪失了對他“壞運”的任何同情。Horder提出了“均衡性”原則。這就是被告人可以為超過其意圖或預見的危害負責，只要與他預見的危害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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