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勤華 ]——(2000-11-21) / 已閱42675次
(12)當然，在嚴譯《法意》一書中，“法學”一詞還出現得極少。在大多數場合，孟德斯鳩原文中使用的是“羅馬法學家某某”，而嚴復都將其譯為“羅馬法家（有幾處用了‘律家’）某某”。這說明在嚴復的觀念中，“法學”的意識還不是很強的。
(13)見《沈寄簃先生遺書》（上），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版，第924-925頁。
(14)湯能松、張蘊華、王清云、閻亞林編《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169頁。
(15)島田正郎著《清末近代法典的編纂》，創文社1980年版，第25頁。
(16)筆者曾就此問題查閱了各種日本法律古籍，并特地請教了專治法制史的東京大學教授石井紫郎、明治大學教授岡野誠、國學院大學教授高鹽博等先生，他們的一致答復是：在他們所看到的日本古籍中，沒有發現“法學”一詞。
(17)日本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編《國史大辭典》第14卷“律學博士”條（作者：久木幸男），吉川弘文館1993年版。
(18)原文中是日語片假名，筆者據其讀音將其恢復為上述法、英、德語。
(19)津田真道編譯《泰西國法論》“凡例”，載《明治文化全集》第13卷，1929年初版。
(20)穗積陳重著《續法窗夜話》，巖波書店1936年版，第139-140頁。
(21)岡田朝太郎著《法學通論》（汪庚年編《京師法律學堂講義》，《法學匯編》第一冊），宣統三年（1911年）北京順天時報館排印，第1、2頁。
(22)該書作者是美國著名國際法學家惠頓（H.Wheaton，1775-1848）。
(23)參見李貴連《中國法律近代化簡論》，載《比較法研究》1991年第3期。筆者事后請教過李先生，他說這些書他都看到過，但未見到“法學”之用語。他認為，“法學”一詞是從近代日本傳入的，但其具體過程尚待研究。
(24)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38頁。
(25)如中國古代的“法律”一詞是單音節合成詞，它分別表示“法”和“律”這兩個含義，而日文中的“法律”一詞不僅與中文發音不同，而且它只表示一個含義，以對應于英語的Law，法語的Droit，德語的Recht等詞。
(26)不僅“法學”是這樣，其他術語也一樣，如日本人用“哲學”來對譯philosophy（國人原譯“智學”），“經濟學”對譯economics（國人原譯“資生學”、“計學”、“平準學”），“社會學”對譯sociology（國人原譯“群學”）。這此詞（哲學、經常學、社會學等）在中文中原本都是沒有的，但由于是用漢字組合，國人一看就明白，只要改變讀音，便可以立刻當作中文來使用，所以，最后都接受了這些術語。
(27)施宣圓：《東瀛求索》，載1996年5月29日《文匯報》“學林版”。但李喜所著《近代中國的留學生》一書中則認為該時期留日學生總數有39056人（見前揭湯能松等編《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第208頁）。
(28)該書由留學在日本法政大學的湖北法政編輯社社員編譯，光緒31年（1905年）由設在東京神田區的中國書林發售。編譯者在前言中宣稱：“法律之學，吾國尚未發達。”“敝社同人，留學法政大學。該大學各講師皆法學泰斗，其學說豐富，足以風靡一世。同人畢業后，深慨祖國前途，欲一表貢獻之忱，用就所聞于講師之講義，并參考本講師及諸名家之著述，悉心結構，以成此編。”“編譯專門法律之書，以定名詞為最難，本書所用諸名詞，多取之日本，并注西文于其下，以備參考”（原文無標點）。
(29)該辭典由日本法學博士清水澄編寫，留學東京大學的張春濤、郭開文翻譯，陳介校閱，并由東京神田區的奎文館于1907年發行。參見前揭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99頁。
(30)見前湯能松等編《探索的軌跡——中國法學教育發展史略》，第154-157頁。
(31)同上書，第190頁。
(32)明治政府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此時的“興奮點”都在于如何擴張日本的勢力，吞并朝鮮和中國。
(33)當然，由于近代最早將西方的“法學”及其觀念介紹進中國的學者，如梁啟超、嚴復、沈家本等，本身都是熟讀中國古籍的人，所以，考證其使用的“法學”一詞是采自日本的漢字，還是中國的古籍已相當困難，然而，現代漢語“法學”一詞所表達的現代西方觀念，通過日本傳入中國則是無可懷疑的。
(34)見《宋史·藝文志》“刑法類”。《宋史》有賈昌朝傳，但傳中沒有提及此書。
(35)孫祖基著《中國歷代法家著述考》（1934年上海刊）和張偉仁主編《中國法制史書目》（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76年發行）均未記載此書，筆者在東京大學法學部圖書室看到過此書的藏本。
(36)蔡樞衡著《中國刑法史》序，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頁。
(3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寫《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頁。
(38)見沈家本著，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11頁。
(39)吳建璠：《唐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中外法律史新探》，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12。
(40)參見《中外法律史新探》，第212頁。
(41)關于“刑名之學”，還需多說幾句。該學原是戰國時期名辯思潮的產物，研究的重點是推敲“法令之所謂”（法律之名實），強調對刑（形）、名的邏輯分析、演繹，核心在于“定分止爭”（商鞅語）、“名法正義”（申不害語）、“循名責實”（韓非語），為戰國時期封建地主階級從奴隸主階級手中奪得的統治地位尋找合法的根據。因此，隨著法家學派的衰落和地主階級與奴隸主階級的斗爭成為歷史，“刑名之學”也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
(42)《晉書·刑法志》。
(43)參見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載姜義華等編《港臺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
(44)潮見俊隆、利谷信義編《日本的法學者》，日本評論社1975年版，第1頁。
(45)參見川島武宜著《日本人的法意識》，巖波書店1967年版，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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