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永東 ]——(2013-12-20) / 已閱11069次
從“四維張則君令行”這句話來看，作者也認識到了道德教化與法律實施（包括司法）之間的關系，即道德教化有助于法律的實施。這種見解是深刻的。《管子·權修》提出了“教訓成俗而刑罰省”的說法，認為教化可促成良風美俗，人們會自覺遵紀守法，從而導致刑罰減省甚至懸而不用，揭示了教化與司法之間的密切關系，反映了一種成熟的治國理念，是其識見高于主流派法家之處。
《管子·樞言》云：“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后定。”此所謂“法出于禮”的觀念，倒是反映了一種正確的法律起源觀，我們今天不得不佩服這一卓識。既然法出于禮，法和禮之間自然會有密切關系，因此，道德教育既可輔助法律實施，法律教育也可輔助道德教育以移風易俗，兩者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系。
綜上所述，作為法家中的“別派”，齊國法家具有不同于主流法家（以活動于晉秦之地的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思想特色，這一特色主要表現在管子德刑并用、教化與刑罰并舉的理論上，并認為教化與刑罰存在著一種互動、互相輔助的關系（“四維張則君令行”、“教訓成俗而刑罰省”），道德教化可促成良風美俗，使人們自覺守法，刑罰因之可以減省；刑事制裁也可迫使人們接受道德教化，注意禮義廉恥方面的修養。而其提出的“法出于禮”的說法，也體現了一種法家式的禮法合一觀念，反映了其對道德與法律之統一性的卓識。而《管子》所理解的教化（“教訓”、“化民”）又不僅僅指道德教化，還包括了法律教育，因為法律教育是使民眾“明法”的前提，明法才能守法。另外，管子的司法思想中還包括了“嚴刑罰”說、刑罰“必信”說以及“刑罰不頗”說等等，弘揚了嚴刑重罰、刑罰必信、司法公正等司法理念，此類觀念盡管在其他法家人物的著作中也有論說，但管子的說法仍有一定的獨到之處。如其雖主張“行令在乎嚴罰”，但又強調量刑不可隨意輕重，應遵守嚴格的法治標準；又如其將司法活動與陰陽四時相結合，論證了司法活動的自然根據，并認為司法官員的誠信之德“暢乎天地，通于神明”，提高了誠信司法的地位；再如其要求君主堅持法律至上，不以私意行法，“以公正論，以法制斷”等等，都反映了其對司法問題思考的深邃性和獨特性，給今天的人們也留下了諸多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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