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靜 ]——(2013-8-30) / 已閱6695次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當前,在我國整個反腐敗工作的格局中,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是檢察機關震懾、打擊腐敗犯罪的有力武器。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偵查權具有不同于其他權能的特征,這項權力需要主動出擊,因而猶如一把雙刃劍,不僅可以有效懲治腐敗犯罪,同時也可能傷及無辜。職務犯罪偵查權本身是對國家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但職務犯罪偵查權本身也是一種國家公權力,無法擺脫權力的本質特性,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強制性、易擴張性、易侵犯性等本性,決定了必須對其進行監督和控制。但是,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控制目的不在于控制,而是為了保證權力行使的正當化,從而有效發揮職務犯罪偵查權的功能,提升打擊職務犯罪的效能,有效打擊腐敗犯罪。基于職務犯罪偵查權力具有權力的共性,因而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制約職務犯罪偵查權。
一是通過權力制約權力的維度。權力制衡理論是民主法治國家合理配置國家權力的一項重要理論。“權力制衡觀”由可以追溯至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分權理論,他將政體概括為三個構成要素,即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審判機能,它們構成政體的基礎；并經過洛克和孟德斯鳩相繼對該理論進行發展和完善,最終形成關于民主法治國家權力規范運作的理論。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必須做到“權力制衡”,以權力制約權力,從而實現國家各項權能由各部門享有。以分權的方式限制權力過分集中于一個部門,確定權力運行的基本范圍,是防范權力因其擴張性與侵犯性危及公民的首要前提。但是,權力的拆分也并不是絕對的隔離,權力之間同樣需要配合與牽制。職務犯罪偵查權是職務犯罪偵查主體依法主動偵查國家公務人員的貪污賄賂或瀆職犯罪行為,實現對國家審判權、行政權的動態制衡,但是職務犯罪偵查權本身并不是一種不受制衡的權力,對于職務犯罪偵查主體的偵查活動,法院有通過審判予以肯定或否定的權力,體現了審判權對職務犯罪偵查權的終局性制衡。權力制衡理論為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合理定位刑事訴訟中的各權力主體的關系,確定職務犯罪偵查權與其他職權的邊界,正確處理職務犯罪偵查權與其他職權的制衡關系,對于職務犯罪偵查權配置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通過程序制約權力的維度。在刑事訴訟涉及限制或剝奪公民基本權利的場域中,在實質正義難以完全確定的情況下,正當的程序設計從某種程度上起到保障公民權利,制約國家公權力的效果。因為通過正當的程序規定,將權力主體的資格、行使權力的方式和步驟、違法行使權力的系列后果、權力行使對象享有的各項合法權利及權利遭受侵害時具體的救濟途徑等詳細確定下來,使程序參與人在參與具體程序之前對自己在程序中的地位等有明確的了解。有學者就從八個方面論證了程序對于法律秩序的作用,從側面反映了程序具有限制掌權者的恣意妄為、隨心所欲的使用權力,從而增強權力使用結果的可預見性、權威性等效果。法庭通過對職務犯罪偵查主體收集的、提供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對于違反刑事訴訟程序規定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獲得的各種證據予以排除,從而實現利用程序的具體規定達到制約權力的目標。
三是通過社會制約權力的維度。社會制約權力理論是19世紀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為人類留下的一筆重要的思想遺產,并由20世紀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達爾發揚光大。與洛克、麥迪遜、孟德斯鴻等自由主義思想家一樣,托克維爾同樣考慮到了建立限制專制、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設置問題。不過,托克維爾強調光有這些制度還不夠,還不足以保證個人和社會不受國家權力的侵蝕。因為,制度性的力量還不能提供個人抗衡國家力量所需的各種平臺,除制度性的力量之外,對專制政治和多數權威的制約方式還必須通過處于國家之外的社會。多元社會是達爾民主理論的重要內容。達爾認為,一個國家要維系民主就必須有各種各樣的獨立社團和組織,必須有一個多元的市民社會。社會制約權力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以公民的權利制約權力。權利先于權力而存在,權力的產生是達成契約的人們將先在的權利部分讓渡的結果。從詞源上看,權力(power)來源于拉丁文中的potestas或potentia,即指人民通過協同一致的聯系和行為所取得的特殊能力。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訴訟參與人通過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利,形成對偵查權力的制約。二是利用社會組織制約權力。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輿論成為社會公眾對公共權力監督的重要手段,為社會制約方式提供了有益的補充。輿論監督在制約公權力,保障私權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