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維青 ]——(2012-12-19) / 已閱10767次
一是必須嚴格執行印章、密押、重要空白憑證的管理制度，防止偷蓋和偽造；二是必須嚴格執行儲蓄業務的管理制度，強化結算交換環節；
三是必須嚴格執行貸款審批制度，即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檢查，防止以貸謀私；
四是必須嚴格執行對帳制度，做到及時發現，及時制止犯罪；
五是必須嚴格執行雙人臨柜、雙人管庫等各項崗位相互制約制度；
六是必須嚴格執行交叉復換、雙線換算制度，實行相互制約的內部監督制度，防止一人獨攬。
在嚴格執行各項規章制度的同時，還必須經常對職工進行遵守規章制度的教育，真正做到以教育和預防為主，輔之以必要的懲罰手段。
(四)加強對金融票據的審查，提高識別金融票據的能力。金融票據是可流通轉讓的信用支付工具。對金融票據必須認真審查、核對，才能避免受騙，使國家財產不受損失。
(五)加強技術預防。金融詐騙是一種智能型的犯罪，運用高科技手段犯罪已成為金融詐騙犯罪的發展趨勢。因此，為適應同金融詐騙犯罪作斗爭的需要，就應積極推廣使用技術設備和技術預防措施，才能有效地辨偽防騙。在這方面，必須作好以下預防工作：
一是要加強計算機犯罪的技術防范。當今有些犯罪分子利用電子計算機進行金融詐騙犯罪活動。如有的犯罪分子利用電子計算機竊取客戶的存款，或者利用電子計算機竊取信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二是金融機構必須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加強防范。如設立開機運作密碼及更換密碼措施，開發高難度的防偽標志項目；
三是應在存單中的姓名、帳號、金額等部位添加類似銀行匯票的抗涂改功能，使犯罪分子一旦涂改，存單立刻顯示“作廢”二字，這對預防金融詐騙犯罪是極為有利的。
(六)預防金融詐騙這類犯罪，必須要綜合治理。金融系統的綜合治理，是一項極為重要的社會系統工程，直接關系到我國金融事業的健康發展，統一領導，充分動員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實行公安、司法機關的專門工作和群眾工作相結合，各司其職，通力合作，齊抓共管，運用政治、經濟、行政、法律、文化、道德、教育等各種手段，進行全社會、全方位的綜合治理，提高整個社會的防范機制，堵塞一切可供金融詐騙犯罪分子利用的所有渠道和空隙。只有這樣，才能在全社會建立一個多層次的預防金融詐騙犯罪系統，從根本上預防、減少金融詐騙犯罪的發生。
六、完善金融詐騙罪的立法構想
如何完善我國的刑事立法？截短的構成要件理論或者危險構成要件理論值得借鑒。對于實害犯的追訴，一定要等到有犯罪實際危害的出現方可進行刑事追訴。由于經濟犯罪的復雜性和抽象性，若固守犯罪實害的才進行追訴的原則，則行為人極易毀滅證據而使刑事追訴工作徒勞無功，所以，在經濟犯罪之中，只要有特定的行為出現，即加以“犯罪化”而得對之即刻進行刑事追訴，如此方可保刑事追訴的成果。這就是“抽象的危險構成要件”理論提出的主要原因。
根據截短的構成要件的理論，我國刑法中金融詐騙罪的立法模式是不夠科學的。通觀我國的刑法立法模式，不難發現，立法模式的不統一使得金融詐騙罪與其他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不相協調，這也是造成理論界與實務界莫衷一是的根源之一。例如，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的違法犯罪行為都是為了達到營利之目的，而在我國刑法典第一百四十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規定的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共有8個罪名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個條文中有“以營利為目的”之規定，這種規定顯然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的實際情況不相一致，難道我們在司法實踐中還必須查明行為人(單位)生產銷售的“營利之目的”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立法規定呢？原因在于立法者是把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當作行政犯來處理的。所謂行政犯是法定犯的表現形式之一，是以違反行政法規為前提而構成犯罪之總稱。對于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來說，它們都是以違反產品質量法規為前提條件的。
然而，金融詐騙罪也與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一樣都是行政犯，立法者卻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把集資詐騙罪、貸款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規定為構成要件，其適當性令人懷疑。
從“危險構成要件”理論提出的宗旨來看，在金融詐騙罪中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構成要件純屬多余，因為這樣的立法模式既與現代刑事立法中的行政犯犯罪化之趨勢相悖，同時又有束縛司法機關手腳徒增證明犯罪難度之弊害，不能達到打擊與預防該類犯罪之應有功效。
綜上所述，根據個人見解，提出對金融詐騙罪的立法完善具體的構想：
第一，廢除金融詐騙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構成要件，還該類犯罪行政犯之“廬山真面目”。同時，重新界定與整合現有的八個罪名，將這八個金融詐騙行為重新命名，當然，如果能夠與其他金融犯罪合并為一罪的，盡量合并起來，達到節約罪名資源的效果。以信用證詐騙罪為例，如果行為人根本沒有非法占有信用證項下款項之目的，或者從訴訟程序上無法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完全可以以“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來處罰。
第二，取消金融詐騙罪的罪名，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金融詐騙行為作為詐騙罪從重處罰的一個量刑情節。并明確規定單位可以構成詐騙罪的主體。
第三，廢除金融詐騙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構成要件以后，就應當適當地降低該類犯罪的法定刑，以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第四，建議把采用破壞期貨方面金融秩序的嚴重違法行為予以犯罪化。
第五，整合后的“金融詐騙罪”應當與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合并為一節，把該節的罪名修改為“破壞金融秩序罪”。
參考文獻：
趙秉志 《金融詐騙罪新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
盧 松 《金融領域犯罪問題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孫丁杰 《金融欺詐及其法律對策》，1999年，《人民法院出版社》
歐陽濤 《論金融詐騙罪》，《法學雜志》，2001年第6期
胡 蓉 《金融詐騙的犯罪構成》，《法學雜志》，2001年第6期
武小鳳 常莉 《金融詐騙罪立法評述 》，《當代法學》，2002年第2期
作者黃維青：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法學碩士，會計師，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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