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寒梅 ]——(2011-9-28) / 已閱5547次
案例一：李某搶劫案
李某乘坐陳某的出租車。到達目的地后，車費160元，李某僅支付100元車費，想賴掉剩下的60元車費，于是李掏出水果刀威脅司機陳某讓自己離開。陳某反抗與李某扭打并大聲呼救，李某將陳某刺傷后逃走。
案例二：周某搶劫案
蔡某介紹周某做生意并借給周某3萬元，周給蔡出具了借條。后周某在生意中虧本，遷怒于蔡某，不想歸還蔡某的借款。某日，周某伙同張某將蔡某拘禁，逼迫其交出3萬元的借條。同時，又逼迫蔡某以急用錢為名，叫其姐姐將5萬元打入蔡某的賬戶。周某、張某從銀行取走錢后將蔡某釋放。
這二個案例均涉及到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搶劫罪對象的問題。
一般而言，財產性利益相對于具體的財物而言，是指具有財產價值的利益，如債權、股權及其憑證，車票、船票等。我國刑法將搶劫罪的對象規定為“公、私財物”,沒有指明其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關于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搶劫罪的對象，當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搶劫罪的對象,另一種觀點認為財產性利益不能成為搶劫罪的對象。根據刑法理論的通說及司法實踐，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搶劫罪的對象，以暴力、脅迫方法強取他人財產性利益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搶劫罪。理由如下：
1、在民法上，財物是能夠給人們帶來經濟利益的物，權利人可直接對其行使權利而無需第三人的協助。
財產性利益雖然不是具體的財物，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它能產生與具體財物相同的效果。如一個企業的財產不僅包括其資金、廠房、設備等，同時也包括了企業的債權。這些債權不會被排除在企業財產之外，它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特殊形式，與具體的財物并無本質上的區別。
2、將搶劫罪規定的“財物”解釋為包括財產性利益，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我國刑法對于詐騙罪、敲詐勒索罪的對象也是規定為“財物”，但是詐騙財產性利益可構成詐騙罪，敲詐勒索財產性利益可構成敲詐勒索罪，在理論上與司法實踐中已基本上沒有爭議。既然這些罪中的財物可以包含財產性利益，搶劫罪中的財物當然也可以包含財產性利益。
3、最高人民法院（2000）第9號批復認為，被告人以暴力、脅迫手段強行奪回欠款憑證，并讓債權人在被告人自己寫好的收條上簽字，以消滅其債務的行為，符合搶劫罪的特征，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
可見，司法實踐中已認可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搶劫罪的對象。
因此，案例一李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案例二搶劫借條的數額應計入搶劫數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