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10-9-8) / 已閱12328次
闡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和影響
劉成江
孝文帝拓跋宏，顯祖拓跋弘長子。自幼接受儒學教育，造詣頗深。孝文帝看到北魏“興自北土，徙居平成，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他夢寐以求“光宅中原” ，把北魏建成政通人和、民富國強，聲威教化覆蓋南北的大一統(tǒng)國家，以身成就北魏作為華夏正統(tǒng)王朝的千秋偉業(yè)。太和時期，大批智能之士綢繆帷幄，任寄為重，輔助他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法制改革，顯著改善了北魏前期法律制度野蠻暴虐的舊貌。孝文帝法制改革創(chuàng)立的某些制度，也被后律吸收，影響貫逾千年。
一、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
1．“營國之本，禮教為先”禮教是經(jīng)制的核心和主體，囊括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切行為準則。禮教又是封建社會道德倫理之所在，無“禮”是為無“理”或無德。孝文帝深諳天下已定，備禮化民為治術之尚。他主動調整統(tǒng)治政策，高倡“營國之本，禮教為先 ”，發(fā)動了聲勢浩大的明禮儀、定制度、移風易俗運動，為“開導兆人，致之禮數(shù)”服務 。
太和時期，北魏仿周禮重制祭祀之禮，造名堂、營太廟，反復爭論推敲祭禮的各種細節(jié)，有意識地強調祭祀之禮作為宗族結合精神支柱的特征，發(fā)覆了孝道之義 。孝文帝還在朝堂親講喪服，開自古未有天子講喪禮之先例 。服制拘天下胡漢臣民于倫常，服喪違制即構成犯罪行為。朝廷三番五次獎勵表彰孝悌，宣揚尊老養(yǎng)老，千方百計強化人們對禮德的認同感。太和七年下詔，同姓之間不得婚娶，“有犯以不道論 ”。仿古重定婚禮，著之律令，“犯者以違制論 ”，北朝自此首創(chuàng)了婚律。太和十一年，復“鄉(xiāng)飲酒”。詔曰：“鄉(xiāng)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 。” 此時，德政禮治不再停留于魏初的泛泛而提，已作為改革的理論根據(jù)，也成為法制的規(guī)矩繩墨。
2．禮入于法，創(chuàng)制闡禮，禮是儒家處理家庭宗法關系的準則，孝文帝以律闡禮，使之具有強制性約束力。
（1）加重對不孝罪的懲罰。孝文帝之前，由于北魏還保留部落習慣法的因素，沒有把家庭倫理關系放在一個很高的地位，所以北魏的法律對于不孝罪處罰較輕。到了孝文帝時期，為了穩(wěn)固家庭關系，他加重了對不孝罪的處罰，他認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遜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詳改 。” 孝文帝的這一改革，表明漢族儒家的倫理思想對北魏統(tǒng)治者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一時期，“不孝罪”的外延有所擴大，居父母喪而冒哀求仕，也要處以刑罰。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將軍乙飛虎就因“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依律處刑五歲” 。這些為以后不孝作為“重罪十條”以及“十惡”的重要組成部分起了重要的鋪墊作用。
（2）創(chuàng)立了存留養(yǎng)親制度。孝文帝時期規(guī)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又無期親者，仰案后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格 。”存留養(yǎng)親制度是中華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親屬尚在又無人供養(yǎng)時，允許該人奉養(yǎng)至其尊親屬死亡，然后再執(zhí)行刑罰。存留養(yǎng)親制度的立法意圖在于契合禮“老有所養(yǎng)，終有所送”的孝親意蘊，既不否定罪犯罪責，而又體恤犯親缺侍，情理相顧，占足新意，宣揚皇恩浩蕩，深合禮為法鵠之旨。經(jīng)過后世細致補充，更加完備，垂用千載。
3．刑罰輕簡，以求寬仁
北魏前期尚武君主傾心重法任刑，故而輕刑窒礙，刑酷難改。孝文帝則把刑罰目的由“以刑刑民”轉向“以刑禁民”，把用刑“參詳舊典，務從寬仁”作為法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北魏法制自此由嚴酷向寬緩轉折。
（1）罷門房之誅。北魏世祖時期的漢族地主崔浩因國書被誅案牽連到五個大家族，對漢族地主階級的震動比較大。孝文帝即位后，為了加強統(tǒng)治，需要不斷與漢族地主融合，消除漢族地主對其的戒備心理；同時他也認識到一味殘暴地殺戮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和國人的不恥；而且一人犯罪牽連他人“違失《周書》父子異類” 。所以他于“延興四年六月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合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 。’” 北魏特有的門房之誅終于被廢除了，從此在北朝的史籍記載上，門誅雖還偶爾出現(xiàn)，但已不是法內常刑。“夷五族，夷三族之刑，從此絕跡了 。”
（2）流刑列入五刑系列。漢文景二帝廢除肉刑，本順應歷史潮流，推動刑罰文明化，但是又產(chǎn)生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的弊病 。因此，自漢止晉，一直存在著肉刑存廢之爭。事實上，肉刑也并未被徹底廢除，至南北朝時期，宮刑仍有適用，甚至作為替代死刑的一種刑罰，試圖解決刑太重導致的社會矛盾。北魏建立后，將鮮卑用刑習慣加以擴大汨揚，用流刑處置入死為重而入徒尤輕的犯罪，自此，其作為生死刑之間的中間刑的優(yōu)越性日漸突出，地位遂冉冉上升。但此時，流刑非正刑，雖有適用但不普遍。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審改有關死刑律條 ，大批死罪降減為流。太和十六年修刑律，孝文帝親定徒刑流刑的適用范圍，流刑自此入律成為正刑，從此，以死、流、徒、鞭、杖為內容的封建五刑體系得以確立，并經(jīng)后世發(fā)展完善，影響愈千年。流刑列入主刑體系，有利于嚴格地衡量犯罪地輕重差異，克服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輕度犯罪重刑化，罪刑嚴重失衡的現(xiàn)象，可從刑罰體系的改造上保證縮小死刑的適用，遏制肉刑的惡性發(fā)展，不失為封建刑罰體系發(fā)展中具有積極意義的重大舉措。
（3）廢除裸體而斬的規(guī)定。長期以來，北魏在行斬之時，犯人要上身裸露，雖有“入死者絞”的規(guī)定，但是斬刑依然是常用的刑罰。孝文帝認為：“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絕其命不在裸形。”并下詔：“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彌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褻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為之制 。” 這樣，受戮者免受裸骸之恥，同時不污風化。
二、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響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繼承了以德治化民功能為底蘊的儒術傳統(tǒng)，改造總結北魏前期法制，同時為北魏后期以及北齊、北周的法制建設規(guī)定了方向。北朝封建法制儒家化運動遵循著太和改革的思路，走向深入和全面。可以說，太和年間的改革對北朝法制的發(fā)展有決定性影響。
1．孝文帝法制改革為北朝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統(tǒng)一的價值評判標準，孝文帝法制改革時期，北魏增廓辟壤已定，地方豪族分權轉向中央集權，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日益排擠游牧經(jīng)濟，世代徙移的游牧諸族逐步被納入封建農(nóng)業(yè)文明軌道，北魏已由“騎馬民族國家轉型為農(nóng)耕民族國家 ”。諸胡面臨重建統(tǒng)一價值觀的轉換期，孝文帝按照周禮“以教典擾萬民，以禮典諧萬民，以刑典糾萬民”的理論框架進行法制改革，為北朝社會向封建化演進提供了統(tǒng)一的價值評判標準，為南北朝統(tǒng)一做了意識形態(tài)準備。
隆禮重道在北朝社會確立了封建意識形態(tài)，是推動北朝社會發(fā)展的戰(zhàn)略舉措，其影響很快就顯現(xiàn)出來。由于南北朝具有統(tǒng)一的價值評價標準，南人也不由地欣嘆“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 ”，時日已久，終于使“南方不再目北朝為種族、經(jīng)濟、文化全然不同之集團 ”。封建法律的儒家化運動，由此獲得了真正扎實的基礎。
2．孝文帝法制改革推動了北朝社會進步，太和時期的法制改革為北朝社會的封建化提供了秩序保障，而且由于它積極地參與了北朝社會的封建化進程，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改革中建立了包括司法系統(tǒng)這類主要的國家機構封建化的政治制度，實體法的主要領域也得到了改造。不僅是“教隨時設”，立法靈活變通；禁止律外用刑，考核法司嚴格；而且用刑“務從寬仁”，改“以刑刑民”的重恐嚇為“以刑禁民”兼重教化；控制死刑的適用，改造緣坐刑，減死增流等措施都體現(xiàn)了在儒家刑罰觀指導下，封建刑法向“罪刑相當”法理靠近。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對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有不可否認的進步性。
3．孝文帝法制改革規(guī)定了北朝法制的發(fā)展方向，太和年間的法制改革，無不體現(xiàn)了隆禮儀、重教化、慎刑罰三環(huán)緊扣的總方針，儒家德刑相濟、禮本刑用的理論被付諸實行，這不僅是對北魏建國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總結的結果，也為北魏后期以及北齊，北周的法制建設規(guī)定了方向，北朝法律從內容、結構、精神方面提高了禮法結合的層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風貌自此基本確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