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武 ]——(2010-5-17) / 已閱14199次
對我國民事訴訟法再審程序的分析
蔡武
【摘要】2007年在修改我國的《民事訴訟法》時對再審程序進行了部分修改，這次修改仍存在不足和尚待完善之處。再審程序的修改與完善，涉及到社會的法律救濟程序的完善和發展，是當事人利用法律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最后屏障，也是我國法學界多年關注的焦點。修改和完善我國再審程序，應結合我國的社會實際，進一步明確再審程序的客體、將再審事由科學化，合理構筑再審程序與上訴審程序之間的關系，打造和建立社會主義法治模式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再審模式。
【關鍵詞】 再審程序；再審客體；再審事由；再審模式
2007年10月28日出臺的民事訴訟法修正案主要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社會關注程度普遍較高的“申訴難”和“執行難”問題進行了局部完善。在申訴問題上，修正案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程序和檢察院抗訴程序進一步程序化、法定化和形式化。但從整體而言，希望通過修改民事訴訟法的審判監督程序來解決申訴難問題，是較為困難的。從具體修改的內容上來看，仍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再審程序有別于上訴審程序，它從性質上來說，只能是上訴審程序的補充，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救濟程序，是調節確定判決之安定性及判決之正確性而存在的制度。據此，筆者擬從以下方面對我國的再審程序進行分析，以期對完善我國的再審程序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對再審程序的客體（對象）分析
再審程序的客體（對象），是指法律準許適格主體提起再審程序的法院確定裁判的種類和范圍。以裁判的法律效果狀態為標準，民事裁判從理論上一般有：終審（終局）裁判、不可撤銷裁判和未確定裁判。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再審程序的對象是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 “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所指的就是法院作出的終局判決和裁定，對其當事人已不可能通過通常的司法救濟方法而只能通過某些特殊程序進行，如再審程序。在我國，再審程序啟動主體是否可以對所有類型的終局判決和裁定提起再審，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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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生效判決包括一審法院和二審法院依照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以及特別程序作出的判決。對法院作出的判決是否都可以提起再審？從訴訟原理上分析，對法院作出的終局判決大都應該是可以提起再審的。在我國實行一審終審的判決一般不可以提起再審的，如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狹義上的按特別程序審理的案件即選民資格案件，宣告公民失蹤、死亡案件，認定公民無民事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案件以及認定財產無主的案件及按公示催告程序等作出的除權判決是不可以啟動再審程序的。但從我國的立法來看，再審的對象也是相當廣泛的，只要是法院作出的確定終審判決，無論是一審、二審、還是再審的終局判決，無論是二審終審的案件還是實行一審終審的案件，只要存在再審理由，均有可能被提起再審。在我國，法院適用特別程序審理的非訟事件中亦有涉及實體權益之爭訟，現行立法對非訟事件實行一審終審制，未賦予當事人進一步的程序救濟。當非訟事件出現再審事由時，如果不賦予當事人再審之救濟程序，則難以實現法律的公正。事實上，非訟事件并無明文排除再審程序之適用，應就再審程序與有實體既判力的判決兩者在目的方面的考慮，允許對非訟事件啟動再審程序。因此，立法機關有必要在以后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進一步明確可以提起再審程序的生效判決的類型和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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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民事訴訟中，裁定是法院對民事訴訟中的程序問題和個別實體問題所作出的具有訴訟法上約束力的判定。按照民事訴訟法第140條規定，在裁定適用的11種情形中當事人只可對其中的3種（即不予受理、對管轄權有異議的、駁回起訴的裁定）提起上訴。學理上一般認為，裁定作出后，如果作出裁定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變化或消失，法院可以自行變更或撤銷原裁定，當事人也可請求法院變更或撤銷原裁定，故無需賦予對所有裁定的上訴權。再審程序是相對于上訴審程序而言的，具有補充性和從屬性，從各個國家的規定來看，再審都是有限的再審。因此，不必賦予再審程序主體對所有類型裁定的再審程序啟動權。尤其是不得對不具有終結訴訟程序之功能，而僅具有訴訟指揮、執行處分功能的裁定申請再審。如對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的裁定、中止或終結訴訟的裁定、中止或終結執行的裁定、補正裁判文書筆誤的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和不予執行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等裁定不能成為再審程序的對象。對不予受理和駁回起訴的裁定，雖然對訴訟程序是否啟動具有重大影響，但由于這兩種裁定已賦予了當事人上訴救濟權，因此，也不應準許當事人對其提起再審。管轄問題乃法院內部職權分工的結果，法律已經賦予了當事人上訴權，故對管轄權異議的裁定同樣不能成為再審程序的對象。對不準許撤訴的裁定，因是法官依職權單方作出，事關當事人訴權的保障，且法律未賦予當事人上訴程序之救濟，故應允許啟動再審程序。
（三）其他裁判的再審
按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啟動再審的裁判只有判決、裁定。對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對于法院作出的決定和命令是不能啟動再審程序的。但是，事實上，法院作出的決定和命令往往涉及案件的一些重要的程序。筆者認為，對于支付令錯誤的，只要存在法定的再審理由，也應成為再審的對象。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就對支付令提起再審有明確的相關規定。而對法院調解、訴訟和解的，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能提起再審，除非有充分證據證明協議是在違背當事人自愿和合意基礎上達成的。
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程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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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再審程序啟動的主體有法院、檢察院和當事人。對法院內部按審判監督啟動再審程序的事由，2007年民訴法并沒有作任何修改，規定只要是“發現確有錯誤的”就可以啟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2007年民訴法第179條將之具體為13種情形。對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情形則比照適用當事人申請再審的事由。也就是說，檢察院發現有第179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提出抗訴。我國現行立法對于再審事由的規定是區分不同主體而適用不同規定的，故對再審事由的規定尚需進一步完善。
第一，對人民法院按審判監督程序再審的案件，應明確“確有錯誤的”具體情形，不能賦予法院無限制的裁量權以啟動審判監督程序。而且賦予法院無限制無期限的糾錯功能，使得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長期處于不安定狀態，不利于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最終確定，最終將影響法律的公正性，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第二，民訴法第179條將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形具體為13種。這13種情形既包括程序上的瑕疵也包括實體上的錯誤。這種立法模式和我國臺灣地區民訴法中的再審之訴相類似。臺灣民訴法將再審事由具體為14種，且將之分為絕對的再審理由和相對的再審理由。在絕對的再審理由中，其中有兩項是我國民訴法中所沒有規定的，一是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二是當事人發現同一訴訟標的，在前已有確定判決或和解、調解，或得使用該判決或和解、調解者。 這兩項涉及到審理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有違直接審理原則和一事不再理制度，應為裁判之重大瑕疵，故建議我國將之規定為再審事由之一。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79條第一款的第7項、第10項以及第2款的規定也是有問題的。
首先，關于管轄錯誤之救濟，民事訴訟法不僅賦予了當事人提起管轄的異議權，而且當事人可以對管轄之裁定提起上訴。事實上，管轄之確定屬于法院內部的職權分工問題，同一個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管轄并不意味著會對一方當事人不利，也并不會導致對當事人裁判的不公。因為不論由哪個法院管轄裁判，均適用同一法律由相同資格的法官審判，其裁判結果在理論上應無不同，而且民事訴訟法已賦予當事人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因此，筆者認為不應將管轄錯誤列為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情形。
其次，“違反法律規定，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表述亦不妥當。一般而言，不讓當事人出庭，不讓當事人書面或口頭答辯，在法庭上不讓當事人言辭辯論，不讓當事人陳述可認定為剝奪辯論權。但是，如果在法庭辯論中，法官打斷當事人的辯論，可否認為是剝奪當事人的辯論？這個問題恐怕需要進一步明確或加以修改。
最后，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的表述不科學。再審程序所追求的首要價值是公正，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它是對程序的安定性之否定。再審程序的啟動原因是基于訴訟程序上重大瑕疵存在或可能引起判決不公的。民訴法第179條第2款的“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的”表述中的“正確”一詞過于主觀，在實踐中難有客觀衡量標準，因此，建議對此款規定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當事人申請再審的訴訟要件
我國法院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審查既包括形式要件也包括實質要件的審查。第一，民事訴訟法第180條是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形式要件的規定，如當事人應當提交再審申請書等材料，法院應在法定期間內將再審申請書副本發送對方當事人，對方當事人應在法定期間內提交書面意見，法院可以要求當事人補充有關材料。在實踐中，法院對申請再審的合法審查還包括是否遵守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法定期間、是否對法律所準許的法院裁判提起再審、再審當事人是否是適格、是否向再審的專屬法院提起等等要件。第二，當事人申請再審還應滿足實質性要件，也就是要有法定再審事由的存在。總而言之，民事訴訟法關于當事人申請再審的訴訟要件規定實際上是按起訴程序來規范的，法院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審判也是按起訴程序運作的。
現行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程序性規范，但仍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建議規范再審的當事人制度，對申請人和被申請人的適格問題作出相應規定。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對此作了詳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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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件經過當事人的幾次申請再審才告終結，這是我國再審制度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未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次數進行限制。根據現行民訴法規定，只要是符合再審條件的，當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間內無限制地申請再審。從多年來我國再審案件審理的司法實踐來看，當事人無理不斷申訴的案件不在少數。如果不對當事人申請再審次數進行限制，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便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也將導致勝訴當事人內心的長期焦慮和不安全，法律的安定性價值亦難以實現，不利于法律權威的樹立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建議對再審的次數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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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審程序中，期間主要包括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間、法院再審審查期限和再審審理期限。我國現行立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間規定不甚合理�，F行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2年期間規定過長。立法機關規定2年的期間其目的是出于保護當事人的權利。事實上，依筆者理解，這主要是保護敗訴方當事人的權利，因為勝訴方一般不會申請再審。此外，兩年期間的規定亦是受我國民法中訴訟時效的影響。再審案件已經過法院的一次或兩次審理，且作出了終局裁判。它只是一種特殊的程序救濟，二年的申請再審期間使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長期處于不安定狀態，不利于及時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域外關于申請再審的期限都較短。如，法國民事訴訟法第596條規定，提出再審申請的期限為兩個月，期間自當事人理解其可援用的再審理由之日起開始計算。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508條規定，提起再審的期間為一個月，期間自當事人知道提起取消之訴或恢復之訴的理由之日起計算。 我國臺灣地區亦規定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的時間為三十日。因此，建議對我國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間即第184條進行修改和完善，以合理平衡當事人對公正的追求和保障法律安定性的需求。
三、再審程序與上訴程序的銜接與協調上的分析
臺灣學者認為：“再審之訴之特性，就其與上訴理由的關系觀察，再審之訴處于上訴之補充關系�！斒氯艘岩郎显V主張再審之訴之事由或知再審之訴之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得提起再審之訴�！� ，故一般認為再審程序是上訴程序的補充程序或從屬程序。換言之，再審事由應同時被視為上訴理由，故如果當事人在上訴審程序進行中，已知原判決有再審事由存在，應在上訴審程序中將該項再審事由作為上訴理由主張，使上訴法院能將原判決廢棄而為正確之判決。也就是說，當事人知道有再審事由時，應于上訴程序中先為主張，僅于判決確定后知有再審事由的情形，才可以提起再審之訴。
從訴訟原理上講，再審程序與上訴程序的立法目的大抵相同，他們最主要的區別是上訴程序是審級內的程序，而再審程序是審級外的糾錯程序。再審程序只能是有限的再審，它不能像我國的上訴審程序一樣，對當事人的上訴理由無任何限制。我認為應將將再審程序和上訴程序銜接或協調起來，兩者的規定盡量避免重復，以發揮各自的功能，真正達到糾不同錯的目的，而不是簡單的案件審理的重復或重演。
此外，由于當事人申請再審案件管轄法院級別的提高，導致中級以上法院受案壓力的增大，故應調整民商事案件的級別管轄制度。重新確定民商事案件初審權，高級法院原則上不應受理普通民商事案件，以減輕最高法院的案件負荷。高級法院必要時仍可受理少量一審民商事案件，如標的額巨大且當事人跨區域的案件；新型、疑難、敏感案件；最高法院認為應由高級法院一審的案件等。同時，高級法院還應就本轄區的案件級別管轄作出調整，大幅度減少高級法院的二審案件，從而減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案件的數量。
結語
湯維建教授曾撰文建議轉變我國的再審程序模式，一是，由實體糾錯型再審模式向程序救濟型再審模式轉變。二是，由職權型再審模式向訴權型再審模式轉變。三是由常規型再審模式向事后救濟型再審模式轉變。 再審模式的轉變不可能是孤立的，它應該和我國民事訴訟的體制轉型相一致。模式的轉變需考慮很多因素，比如說我國的法律文化、司法體制、司法權的行使、當事人權利的救濟、公正價值和法律安定性價值之追求等等。只有理順它們之間的關系，才能構建出公正、效率的再審制度，形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下有中國特色的再審模式。
南昌大學在職法碩2007級 蔡 武
